宗馥莉140亿港元信托案：两份遗嘱都没列名字，娃哈哈争产到底争什么？

导语：遗嘱没列你，就真的没你的份？

娃哈哈创始人宗庆后去世后，三个"同父异母的弟妹"香港起诉宗馥莉，主张信托受益权。

涉案金额：21亿美元（约140亿港元）。

2025年8月1日，香港高等法院颁发非正审禁制令，冻结宗馥莉在汇丰银行账户约18亿美元的资产。

2026年7月21日，香港高院再次裁决：驳回被告方上诉许可申请，维持原审的资产保全及披露命令。

这场家族争产案，争议的不是"是不是宗庆后的孩子"，而是"遗嘱、信托、代持、继承"四种法律工具的边界。

不是继承纠纷，而是信托纠纷

外界普遍认为这是"争遗产"，但从法律上看，这是一起涉外信托纠纷。

核心法律关系有三层：

1. 遗嘱效力：宗庆后2024年2月2日立下两份遗嘱，是否有效、是否完整；
2. 信托设立：21亿美元是否构成有效的"宗氏境外家族信托"，三个原告是否在受益人之列；
3. 资产冻结：禁制令是否构成对宗馥莉的合法救济。

原告主张： 宗庆后生前与宗馥莉签有委托协议，约定设立"信托A/B/C"，分别以宗继昌、宗婕莉、宗继盛及其子女为受益人。宗馥莉只是受托人，不是所有人。

被告反驳： 信托不成立——资金来源于娃哈哈集团而非宗庆后个人，提交2023年海外业务预算报告证明是东南亚市场储备金；2020年遗嘱明确"所有境外资产由宗馥莉继承"。

法院立场： 暂委法官林展程在判词中指出，这是一个"严重的待审判和充分的争论案例"（serious question to be tried and a good arguable case），因此支持了原告的资产保全请求。

这一表述非常关键——它不是"谁赢谁输"的判决，而是"案件值得深入审理"的程序性裁定。

争议焦点一：遗嘱没列受益人，是否等于"排除"受益人

原告主张的关键法律点之一是：宗庆后晚年曾在私人场合承认三名子女的"宗氏血脉"，并口头承诺"不会亏待"。

但遗嘱见证人"清一色为娃哈哈高管，无家族成员签字，程序存在瑕疵"。

也就是说：遗嘱存在，但遗嘱形式上的程序合法性，被质疑。

这一争议的法律含义是：遗嘱内容的形式效力 vs 实质意思表示，哪个优先？

• 形式效力优先：遗嘱白纸黑字，没列就是没列；
• 实质意思优先：宗庆后真实意愿包含三名子女，应当通过其他证据补强。

香港法院的普通法传统，对遗嘱形式要求严格，但也允许"附带证据"补强口头遗嘱、信托声明等。

这是普通法与中国大陆继承法的重要差异点——普通法更灵活，但也更依赖律师代理技巧。

争议焦点二：信托设立的三要件确定性

香港法院审查信托设立的核心标准，是三个确定性：

1. 意图确定性（Certainty of Intention）：宗庆后是否真有设立信托的意思；
2. 标的确定性（Certainty of Subject Matter）：21亿美元的资金范围是否明确；
3. 对象确定性（Certainty of Objects）：三个原告作为受益人的资格是否清晰。

宗馥莉方的核心抗辩，就是这三点。

她的主张是：资金是娃哈哈集团的海外业务预算，不是宗庆后个人资产，没有"信托财产"可言；受益人是娃哈哈高管代签，没有宗庆后真实意思表示；2020年遗嘱明确所有境外资产由宗馥莉继承，与"信托安排"矛盾。

这套抗辩的核心逻辑是：信托不成立，因此宗馥莉作为遗嘱继承人是合法所有人。

但原告方反过来说：遗嘱见证人都是娃哈哈高管，存在利益冲突；信托虽未在中国大陆执行，但香港普通法下的信托设立有独立效力。

双方都在"程序"和"实体"两个层面拉锯。

争议焦点三：140亿港元禁制令的合理性

2025年8月1日，香港高院颁发非正审禁制令（interim injunction），要求宗馥莉在杭州中院、浙江高院诉讼有结果前，不得从汇丰银行账户提款或转帐。

这一禁制令的法律依据是《高等法院条例》（第4章）第21M条——为协助境外法院的诉讼，可以冻结被告在港资产。

这是跨境资产保全的核心工具。

它的法律含义是：即便主诉讼在杭州中院进行，只要诉讼涉及香港资产，香港法院就有权发出禁制令予以协助。

对家族企业而言，这一机制的反向警示意义是——资金放在哪里，由哪个法域管辖，直接决定能不能被冻结。

宗馥莉的反制路径：

1. 申请变更或解除临时禁制令（须先通知原告律师）；
2. 在杭州中院起诉，主张信托不成立；
3. 推进2020年遗嘱的实质效力认定。

但目前，香港高院两次裁决都维持了禁制令，反映出普通法法院对"涉嫌违反信托"行为的审慎态度。

不是"私事"，而是"制度"

我经手过的家族企业股权纠纷里，最深的体会是：家事纠纷一旦涉及股权，就不再是私事，而是公司治理事件。

很多人误以为——"家族内部的事，关起门来解决就行"。

事实是：股权纠纷一旦发生，牵动的利益方至少包括：

• 家族内部：所有继承人、配偶、子女
• 公司治理：其他股东、董事、债权人
• 监管层面：证监会、银保监会（涉及上市公司或金融机构）
• 跨境因素：信托设立地、资金存放地、受益人国籍

任何一方单独行动，都可能触发其他各方的连锁反应。

娃哈哈争产案的特殊性在于：

1. 跨境因素：杭州中院 + 香港高院的双线诉讼，涉及两地法律体系；
2. 公众公司属性：娃哈哈是国民品牌，案件引发资本市场关注；
3. 信托工具：普通法下的信托制度与大陆继承法的衔接问题。

律师提醒

广东华商律师事务所潘杰峰律师提醒：

娃哈哈争产案，对中国所有家族企业老板和高净值人士的启示，至少有三点：

1. 遗嘱一定要"完整+可执行"。 见证人不能全是公司高管，至少要有独立的法律专业人士、家族以外的可信第三方。形式程序瑕疵，是被翻盘的最大风险点。
2. 家族信托的设立要"提前+结构化"。 不能等到资产规模到百亿才考虑——一旦发生继承纠纷，临时搭建的信托极易被认定无效。
3. 跨境资产配置要"分散+独立"。 资金集中在一个法域、一种货币、一个账户，遭遇跨境诉讼时极易被"一锅端"。多法域、多账户、多币种的配置，是高净值家族的标配。

家族传承的核心，不是"分给谁"，而是"用法律工具确保分得稳"。 一份扎实的遗嘱 + 一个结构清晰的信托 + 一套独立的公司治理机制，比任何口头承诺都管用。

这场官司最终谁赢谁输，还要看杭州中院和香港高院的实体审理。但有一点已经很清楚——宗庆后的两份遗嘱，都没把三个原告列为受益人，这件事本身就有巨大的法律解释空间。